思想家的诞生

因为写论文的缘故又翻了一下许纪霖和罗岗出的那本《启蒙的自我瓦解》。注意到一个之前没怎么关心的argument。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学术知识生产专业化运动和“思想界”之间的关系。大意是说,90年代之后国家对于专业学术研究的干涉从以意识形态为先逐渐转变为科层化的管理。于是一部分学科逐渐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可以“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但是这个专业化运动的进程非常不平均。越是远离政治核心议题的专业越被允许专业化,越是紧要问题越不能放手。比如政治学领域,国际关系的专业化进程开始最早,公共管理次之,“中国政治”基本还看不到苗头。而这些紧要问题,比如国家的性质、公民权利等等,恰恰又是公共领域里最相关的议题。所以以公共领域为言说对象的“思想界”的讨论恰恰没什么专业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思想界”虽然是以“公众”为言说对象的,而且跨学科的特点也决定这种言说不可能遵照某一学科的规定,但“思想界”的很多文本看起来却非常的理论化、非常的“学术”。

之前翻过很多遍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有时候也会关注一下reference,引用的基本都是当时最出色的各种经验研究,或者说社会科学研究了。从建筑结构,到产权制度变革,到政治传播大众心理。然后我就感叹,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单靠他一个人天才,会跨学科,广泛阅读,就能成得了的。那背后有一整套研究的机制和成果。正好他特别擅长把所有东西都联结在一起,于是他成了伟大的思想家。背后那些东西都没有,一个人再怎么博闻强记,又能写出些啥?之前看汪晖写六四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说到“八十年代末社会运动”的阶级构成和政治表达,论证运动被那个所谓的自由派和资产阶级给控制利用了,竟然就只有一句“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当时四通公司的作用”,这句话还是放在括号里面的。当时真把我雷得外焦里嫩。后来想想也真怪不到他多少。那事情本来就不让研究,国外出版的一些,隔空瘙痒的多。老赵的书确实详实,但基本没有阶级视角,跟汪晖要说的东西没啥关系。他只能是兴之所至就“不妨思考”一下啦。让他去做专门的研究,一是他本人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不长于此道;二是,他就喜欢很多件事情搁一块说,对任何一件事情的具体细节兴趣都不大。反正也是不长于此道。所以就是没办法了。

思想家的诞生,背后也得靠collective啊。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