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九九公益日
给大家汇报下九九公益日募捐情况。我一共推荐了七个项目，这七个项目由我发起的“一起捐”一共募款14170.65元，其中腾讯配捐2585.23元。也有一些人是看了我的推荐直接到项目的页面上去捐款的，那我就统计不到了。谢谢出钱的人对我的信任。
我刚刚看了下这七个项目的募款情况，几乎都没有达标。情况好一点的工伤项目募款十八万多，其余都是十万左右。不过，考虑到这些机构每年的预算大多也就只有几十万，九九公益日的募款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大的进项了。腾讯会定期给捐款的人推送机构的活动情况，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
其实挺烦腾讯做的这个平台的。规则年年都变，一年比一年复杂。募款准备阶段，几个机构的负责人甚至做了各种需要下载很久的长图来指导我们这些想帮衬的人，告诉我们怎样集小红花，怎样发起“一起捐”。不定时随机发放配捐的做法像摇奖。把募款行动集中在几天之内大肆炒作的手法又很像促销。那两天我的各种微信群里都在发动大家再多拉一些人，好像是每达到一个特定的数值就能获得腾讯的奖励。跟家居城里推销建材的导购差不多一个意思了。
表面的热闹之下又没有哪怕一点对于社会问题的描述和讨论。在我们这个国家，“慈善”的话语替代CS、社运、NGO等等看着激进、精英又小众的话语之后，受众面确实是广了一点，但是批判的锋芒基本也被磨尽。一年之内有那么三天，大家乐呵呵做点好人好事。其他的，比如这些机构的服务对象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境，现在的工作手法、组织动员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进社群的团结和政策的改变，就也都无所谓了。
一个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很多年的朋友说，干啥要去赶腾讯这个热闹，有月捐啊，有其他渠道啊。那我觉得月捐对于捐款人的要求还是稍微高一些的。某一天问你要一百块，你啥都不懂也就给了。但哪天突然跟你说你要盯住一个机构，每个月都捐一百块，估计你要好好研究一下值不值的问题了。
从去年年初工友之家遭殃之后，我一直想分些精力出来，在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平台上写一点关于这些机构和人的故事。现在关于这些人的描述过于稀薄。很多人都只是从某一个立场出发，对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境遇有一些很刻板的印象；或者就是觉得，不可说，不可说。时间久了就又退到一个小圈子里了。
不过我也没法承诺什么。毕竟一切都还要看豆娘的脾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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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什么口号，重要也不重要。关键要看口号和行动（组织方式、动员能力、团结能力）怎么结合起来。口号也大多空洞，还要看它所指向的具体的政治图景，以及喊口号的人在具体政策和制度设计中的主张。上面说的那些变量之间都不存在什么严密的耦合关系。前些年劳工机构还比较热闹的时候，我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有趣的口号与行动“不匹配”的现象。有的机构的负责人立场是毛左，但是机构做的事相当温和，也就给农民工提供些社区服务，还帮助大家进入富士康。另一些机构的负责人跟自由派走得近，喜欢强调个人权利和公民社会，但偏偏是做集体谈判的，干的都是介入农民工集体案子的事，在当时的环境里显然是最激进的。退一步说，一个人一个组织是激进还是保守，是左还是右，也不能单从他喊什么口号来判断。
口号和行动的结合也受大环境所限。前些年劳工机构的生存空间还比较大的时候，很多活动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不管你认同自己是自由派，还是左派、毛左，whatever，能做到的事情就是那么一些。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他换了一个立场，能做到的事情就变多了。比如加强工人团结这件事，它主要的制约因素是工会的制度安排，国家相关法律，以及工人自己对于团结的热情。最后一点又明显受了经济环境、用工环境的影响。都不是活动家们靠主观意识就能改变的。所以之前做劳工机构的活动家里颇有一些会说好几套话语的人。见了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就说阶级意识、新工人要崛起；见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就说劳工机构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维护合法权利。反正也无所谓啦，捡你们爱听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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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量一下境外势力对于我国劳资纠纷究竟能够产生多大影响，去年我和我的合作者手动数了数劳工机构介入的集体维权案例。我们找了珠三角地区声名最为显赫的九个机构，翻看了他们从09年到15年的所有微博。（不少劳工机构的金主对于机构的媒体曝光度有要求，机构出于改善绩效的目的也会倾向于多报。比如很多案例中工人们只是找机构来咨询了一下法律政策问题，机构也会当成一个案例整理出来。那时候删帖也没现在厉害。）最后能确定介入的只有四十个案例。而那几年是珠三角地区劳工集体事件多发期，抗争行动每年数以千计。劳工机构够得着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在这一小部分当中，劳工机构也不是每次都能对工人产生影响力。工厂的大小和介入的时机都是关键。在规模比较小、且冲突性行为还没有爆发的工厂里，劳工机构有比较宽裕的空间帮助工人开大会，选出谈判代表。在规模比较大、且已经爆发了冲突性行为的工厂里，劳工机构通常也是懵逼的。有时候工人决定升级他们的行动，也并不会知会机构里的人。
劳资冲突频发且有时候看起来出格的根本原因，是现在很多资方用工还是很不规范，虽然可能是比十年前好了一些。另一方面就是官办的工会，从工厂那一层到区、市，乃至更往上，都不给力。虽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就算有工会也不一定能够改善工人的待遇。但我们的问题是连这个形式都没有，工人在劳动雇佣的过程中没有被当成一个有基本人格尊严的个体来看待。他要是对待遇、工作条件不满意，只能用脚投票，没有退路的人只能豁出去闹，没有谈的可能性。有些案子里劳工机构花了很多时间帮助工人选代表，写诉求信，打指模，搞得特一本正经，说要跟老板谈谈。老板仍然不当回事。15年广东人大本来出了一个集体合同条例的草案，加了不少有进步性的条款。比如明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人可以选举自己的谈判代表，再比如提到了行业和区域的集体谈判。但雷声大雨点小，在香港五商会的压力下，这些有进步性的条款在条例的最终版当中都被删掉了。
所以说，动不动就把劳资冲突归咎于境外势力在捣鬼，是扯淡。是全总在掩盖自己作为一个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的无能和失败。
15年12月3日之后，所有劳工机构都是低调低调再低调。好多曾经敢介入集体案子的组织从那以后都老老实实做服务了。打工者中心也是这低调低调再低调的组织中的一个。竟然还能被抬出来背锅。宣传部门能再编些好点的理由吗？
至于为什么15年之后拿境外资金的组织仍然存在，那是因为境内的金主不给这些人提供资源。现在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多会设立一些购买服务的项目。但这些曾经帮助工人维权的机构拿得到政府的钱吗？不是说这些机构都做得特别棒，理所应当拿到钱。而是购买服务的项目在招标的时候从来就没有给这些机构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早都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有一些劳工活动家想考社工证，想去那种很温和的社区服务机构工作，也要被百般刁难。简直是断了人家“从良”的路。
学生的事情先不说了。写到这里已经一肚子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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